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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rcrombie Street與天安門, Dusty

我雖然住在維多利亞式的百年老宅裡,但是卻沒有那 種理所當然應該有的優雅,我從前也住過英國南方小城的老宅,對照起我在英國住的房子,Abercrombie Street的那幢老宅黯然失色許多,或許是因為它擠滿了人,若大的房子住上了三個巴西人、兩個印度人、一個韓國人、一個臺灣人,後來又來了一個大陸人, 只有一套半的衛浴顯然有點捉襟見肘,那些女孩每次總會花上許多時間在那裡消磨,那房子後院裡的洗衣機裡總塞滿了衣服,廚房的流理台裡總有一堆碗盤堆疊著, 也不知道是何許人將「Your mum doesn’t work here!」的塑膠牌掛在廚房的流理台旁,但是顯然沒有人去理會那句警告意味濃厚的標語,那些形形色色的老外依然故我。我偶爾會跟印度人聊起,他們總會提 起移民的願望,他們來澳洲的目的不管是讀書或是工作,總之他們總會將移民當成是最終的目的,這點與大陸人完全相同,他們會盡最大的努力留在當地成為澳洲公 民,畢竟一旦成為澳洲公民之後所享有的福利與待遇絕非他們在本國時所能想像的。

Abercrombie Street是雪梨的主要幹道,那條街二十四小時都有大卡車通過,我暫住的房間剛好面向大街,那是有史以來我首次難以適應當地的環境,因為那實在是過於吵 雜,半夜裡呼嘯而過的十八輪大卡車如入無人之境地在Abercrombie Street上狂奔,凌晨時分那些重型機車競相在街上飆車,我發現沒多久之後我竟然能區別出二十二輪大卡車與十輪卡車的不同,光聽聲音我就能猜出卡車的輪 胎數目,但這無聊卻準確的直覺卻是拿寶貴的睡眠品質換來的,因為每晚我即使極力自我催眠也難以入睡,無怪乎那房間的租金便宜,每週不到一百元澳幣的租金算 起來是非常划算的,雪梨的住很貴,而且貴得沒什麼道理,因為一般來說在雪梨購屋的成本跟臺北相去不遠,但是雪梨的租屋行情卻是臺北的兩倍,許多留學生為了 省錢會把租屋處的客廳也分租出去,我甚至聽說連玻璃帷幕的大樓陽台都能改成小房間出租,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情況多半發生在大陸留學生身上,大陸留學生富的 很富,不過窮的卻也很窮,我經常在路旁的電線桿上看見用很醜的簡體字所印成的租屋啟示,上頭通常會說地點絕佳、附帶家具、寬帶(頻)網絡(路)、乾淨清潔 等等,但是卻不會提及租屋處有多麼擁擠。

我住的房間原先只有我一人,在我之前是一對巴西情侶住在那斗室裡,至於那對巴西情侶之前便不可考 了,123 Abercrombie Street裡有一個負責打掃及收錢的巴西女人,她的名字叫做Sandra,人挺熱心的,她也是住客之一,後來我跟她聊起之後才發現她在巴西原來也是銀行 的主管,至於她為何跑到澳洲雪梨當清潔工則是一段蠻長的故事,她身兼兩份清潔工作,實在難以想像這些異國人士為何竟然可以這樣任勞任怨,另一位巴西人 Thiago是個休學的大學生,為了一圓學動畫的理想,他放棄了巴西的學業而到雪梨來學語言及動畫課程,為了維持日常生活開銷及語言課程的學費,他身兼三 份工作,他是所有我認識的留學生中最拼命的,他說他還當過雪梨市的修路工,我看過他的作品,他是一個很有天份的學生,只要有好的時機,我猜他總會出頭的。 另一個巴西女孩是個外表很冷漠的日裔巴西人,平常我們很少交談的,不過後來聽Davy說他偶爾會跟她聊上幾句,至於那個姓金的韓國人則一天到晚都在bar 裡頭廝混,看不出他到澳洲來的真正目的,而另外兩個印度學生則也是拼命的打工,激烈的程度不下於巴西人。

Davy在我住進123 Abercrombie Street之後一週跟我住在同一個房間,他是南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他的父親母親都是南京大學的教授,他讀的是雪梨大學的媒體課程,本科是南京大學的英文 系,他們稱大學為本科,不過碩士、博士的稱法則與我們相同。我們因為同房而居便經常聊起,他對於臺灣的影視歌星如數家珍,他也是阿妹死忠的歌迷,還曾經在 南京參加過阿妹的演唱會,只要說起阿妹,他簡直就是個專家,他偶爾會說起南京附近臺商興盛的故事,他說南京附近的某個縣是臺商的大本營,那個縣的每年產值 竟然是大陸西北五省的總和,他說南京大學有許多臺商子弟就讀,因此臺商捐款也最多,原來的南京大學在國民黨時代被視為國民黨的黨校,因此在共產黨建政之後 備受打壓,只是現在又因為經濟發展的因素被納入了十一五計劃當中,所謂十一五計劃我聽Davy的解釋好像是十年之內用人民幣一百億打造出五所世界百大之類 的計劃,大陸的當局總愛發明一些奇特的用語,乍聽之下的確符合共產黨那套標語文化的意念。

Davy曾說起他對於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看法,他 認為中國大陸永遠不會有民主,原因在於該有資格行使民主的人無法行使民主,但是鄉下目不識丁的農民卻可以直接選舉村長,他談及大陸的民主可能性總帶著哀 怨,他也羨慕臺灣人的護照,「光是‘護照’兩個字就比我們的好看太多了!共產黨老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根本就不是這樣,你們叫做中華民國,與我們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一樣,共產黨一天到晚催眠無知的人民。」那天Davy看著我的護照說著,說來可笑,若非共產黨搞鬼,臺灣的護照早就暢行無阻,至於為何他會羨 慕臺灣人的護照是因為大陸人的護照何止難用,在許多國家的定義裡,大陸的那本五星護照等同於那些中東恐怖主義國家的護照。

某夜他說起他的 留學之路,原來在大陸是沒有所謂留學貸款這回事,當歐、美、紐西蘭、澳洲與加拿大等等國家的大學要求提供財產證明時,大陸的銀行會開具一紙證明,那紙證明 上頭寫著你有幾多存款在該銀行云云,但是實際上卻是如假包換的偽造文書,而那紙證明索價不低,他說中國人要留學得過關斬將,有時還得證明自己身世清白,而 簽證總是得等上好久才可能被核准,不似我的簽證只需上網申請即可,總之與他交談倒是增加不少我對對岸的瞭解。

Davy的父母都是共產黨 員,他的父親還是人大代表,聽他說他的父親認識許多臺商,他偶爾也會講起那些臺商的糗事,言談之間似乎他的父親在南京有著一定的影響力,但是所有我和他的 閒聊之間都比不上關於天安門的爭論。某晚他聊起他所知道的天安門,「我們的高中課本裡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僅僅只是兩行字,課本上頭寫著天安門事件是自由主 義對於社會主義的反動云云,而且這兩行字也只是課文的註解,不注意的話還真的會忽略掉。」,於是我便開始了我的「事實」統戰。

「喔!這樣啊!那我跟你說說真正的天安門!」我說。
「好啊!那時我才五歲,啥也不知道,而我爸也從不提起」Davy聳聳肩說著。

於 是我便跟他詳細說起我所知道的1989年的天安門六四事件,我說起那個提著兩筒水抵擋坦克前進的勇者,那震撼人心的影像除了大陸人不知道之外,試問還有誰 不知道?我說起那時天安門廣場上的慘狀,機槍胡亂掃射,解放軍拿著步槍在廣場上挺進,我在英國時聽一位大陸留學生說他弟弟的腿就是在六四之後瘸的,因為他 的弟弟的腿被子彈穿過,當時遍尋北京的醫院找不到可以收他弟弟的地方,於是他弟弟的腿最後因為流血過多而瘸了,我也說起封從德、柴玲、王丹、吾爾開希等等 學生領袖與李鵬等人的對談,說起屠殺的前夕坦克進城的情景,那時坦克上的士官拿著手槍指揮坦克前進,還有慘案之後江澤民大言不慚地跟CNN記者說 Never!但是不管怎麼說總難以撼動Davy根深柢固的共黨洗腦教條,「我覺得共產黨還是功大於過,要不是共產黨,新中國不會有今朝,我雖然恨共產黨, 但是最後選邊站時,我還是會支持共產黨」Davy嚴肅地說著。

共產黨治國靠的是嚴格控管媒體,我在英國認識的小馬始終相信天安門廣場上死 得都是解放軍與武警,我還認識一個河南來的女孩,她也認為中國始終需要共產黨的領導,Davy顯然與他們屬於同一種人,或者應該說大陸人即使出國都難以洗 掉過去殘留在體內的記憶。那天為了我的「事實」統戰,我帶著他到學校的電腦前用google搜尋關於天安門六四事件的資料,不一會功夫就出現成百與天安門 六四事件相關的網站,Davy顯然也有點意外,畢竟這些資訊在中國全被封鎖,他們習慣用的「百度」搜尋軟體當然不可能出現六四,他像是掉進了深淵一般,他 看著那些關於六四的記錄片,他的心情顯然愈來愈激動,所有的不幸故事已經開始告訴他六四不只是課本中的兩行字,那個隻身抵擋坦克的青年就在他的眼前出現 了,廣場上的對峙、絕食的學生、示威的工人一幕幕在他的眼前經過,他的動作顯然愈來愈激昂。

「媽的!開槍了!開槍了!」他有點近乎咆哮喊著,「沒想到他們真的殺人了!殺人了!殺人了!」他看著電腦螢幕喊著。

後來,我不曾問起他是否還同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教條,只是他從那時起經常聽的一首歌是一位美國歌手寫來悼念六四的歌,我記得那首歌叫做「Blood On The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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